全国石油和化学工业调结构转方式先进典型推出

仪式在我们的生活中具有很重要的意义，并扮演着重要角色。

权力属性和权力配置是两个层次的概念，权力配置属于权力在法律中如何规定和安排的技术性事项，宏观上主要有位阶配置和组织配置，需要考虑司法制度的整体性和技术治理，其总体配置目标是达到最大效能。彭真在《关于七个法律草案的说明》中指出：确定检察院的性质是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

在国家体制外还存在着党的领导和国家机关之间的影响等正式系统之间及其与非正式系统之间的博弈，此处暂不阐述。宪法在用词上对全国人大和国务院定性为最高国家权力机关和最高国家行政机关，对地方人大和地方政府定性为地方国家权力机关和地方国家行政机关。……检察机关的主要任务是对违法犯罪行为进行法律监督。例如，近年来司法治理在世界范围内兴起，司法权的本质、功能和范围不断重塑，其整个过程也具有决策、执行和监督的功能(19)。(14)一些立法机关也有行政权甚至司法权，一些司法机关也有一定的造法权，一些行政机关也同样有立法权与司法权，例如美国的独立监管机构同时享有准立法权、准行政权和准司法权，英国的议会上议院曾经长期行使司法权，英国的行政裁判所和法国的行政法院都属于行政系统。

由于缺乏完善的官员激励机制、规制机制和问责机制，在制度化政治影响系统构建没有完成和实效难以发挥时，监督权作为一种折中权力机制发挥着重要作用。(39)这主要是当时苏联面临着多种矛盾。3．把税收当成是纳税人享受公共服务的价格费用的最大问题是没有触及税收的合法性问题。

从此意义上讲，税收确实是一门学问很大的艺术，是一门统治的艺术、治国安邦的艺术，体现着一个国家的治理能力和水平，甚至关乎着政权的安危和国运的兴袁。但在经济学理论中还有另一种论证逻辑，即把税收的本质看作是政府和纳税人之间的利益交换，认为税收是人们消费和享受国家提供的公共产品而支付的价格费用。这涉及到《宪法》与《立法法》之间如何衔接的问题，涉及到宪法体制与立法权配置之间的关系定位问题，显然这已超出了本文的讨论范围。实际上,宪法学和经济学所关注的税权主要是税收立法和税收执法的问题,涉及到税收的性质、功能、价值取向、制度建构,以及税的开征、停征、免征、追征、稽查、处罚、强制执行、税务登记、税额核定、申报或核准、税务检查等税收征收、税务管理等事项。

但如果认为房地产税能降低大多数纳税人的税收痛苦将税收说成是一种拔鹅毛的艺术，鹅毛肯定要拔，高水平的表现是：既把鹅毛拔下来，又不让鹅叫唤，或者少叫唤，[1]则要接受现代法治文明基本理念的追问与质疑。(3)各个税收环节，包括税收的立法、司法、执法等，都必须严格按照法律规定的正当程序进行。

人民的生活、人权与和平基本上都由征收和用税的方法决定，这一点也不夸张。因为，在通常情况下是无法查明某一纳税人所纳之税甚至其承担的某一具体税负用于实现哪一项国家任务。其一，现行《宪法》第58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行使国家立法权，增加一款税种的设立、税率的确定和税收征收管理等税收基本制度，只能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制定法律。税定于宪 今年8月初，最新调整过的第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立法规划将备受关注的房地产税法列为第一类项目，即条件比较成熟、任期内拟提请审议的法律草案'）这既是加快房地产税立法、落实税收法定原则的重要举措，也是回应社会各界对房地产税的极度关切。

《意大利宪法》第23条规定：不根据法律，不得规定任何个人税或财产税。太平盛世的壮丽辉煌与腥风血雨的兵连祸结，莫不与税收问题息息相关。但是,税收司法权同样应当遵循一般的司法原理和规则,与普通司法过程相比并无独特之处,因此,任何对司法问题的讨论自然都适用于税收司法问题。所有的税收权力行为都必须基于法律的明确规定，都要受到人民代表机关立法的规制与调整。

[14]可以说，在各种各样的宪法关系中，公民财产权与国家征税权之间的关系始终具有基础性和决定性意义。1975年《宪法》和1978年《宪法》则删去了这一条款。

[10]参见陈征：《国家征税的宪法界限——以公民私有财产权为视角》，《清华法学》2014年第3期。[11][美]弗里德利希?冯?哈耶克：《自由秩序原理》，邓正来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72页。

[13]刘剑文、熊伟：《税法基础理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03页。[14][日]北野弘久：《纳税人基本权论》,陈刚、谭启平等译,重庆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1页。[11]为此，用法律把税权关进制度的笼子里，便成为法治国家的必然选择和基本标志。在整个税权体系中，税收立法权具有基础性和原创性意义，它直接决定着税权的性质、结构、制度设计和实施过程，是进行税收征收和税务管理等各项税收执法活动的前提和依据。税收制度不仅是法律制度，而且是社会政治经济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此种方案存在的问题是：该条是在公民权利和义务一章专门针对公民而作出的规定,而税法原则首先强调的是对国家的意义。

弘扬现代税收理念，对于强化公民的主体意识、契约精神和法治观念，对于建设法治国家、法治改府和法治社会具有先导性和基础性的意义。摘要:  在宪法学的观念体系中，税收的合法性以人民的同意为最终依归，人民既是国家税权的终极来源，也是国家创建税制的出发点和归宿，而这样一种政治理念的制度安排就是税收法定。

[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23页。接着，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定、中共中央审议通过的《贯彻落实税收法定原则的实施意见》对落实税收法定原则作出了进一步明确具体的部署安排，规划了科学周密的路线图和时间表，并要求力争在2020年前完成落实税收法定原则的改革任务。

[7]税收的正当性取决于税收目的的正当性，而税收目的与国家目的具有一致性。总之，税收问题首先是宪法问题，从根本上体现纳税人与国家之间的宪法关系，单单从普通法律的角度对此作出规定，尚不足以凸显其独特的宪法价值，甚至会沦为纯粹技术性的税收规则或拔鹅毛艺术只有从宪法层面上对税收关系作出理性定位和制度安排，才能真正把民主、法治、人权等宪法价值和因素有机地融入到纳税人与国家之间的宪法关系之中，并使整个税制的建构与运转都在宪法预设的轨道和范围内进行。

即便是没有明文规定税收法定主义的国家，释宪者们也往往通过对宪法解释，从人民主权、宪法基本权利，权力分立等规定中推演出相关的内涵，以显示其与世界税法发展步伐的一致性。在自由主义国家理念中，虽然个人幸福的实现主要依赖于个人奋斗的市场竞争法则，人们并不希望国家有多大作为，甚至认为管得最少的政府就是最好的政府，但是提供基本的公共服务仍然是政府不可推卸的责任，建立政府的目的就在于保障人的不可剥夺、不可转让的生命权、自由权、财产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哈耶克提醒人们：在税收这个领域，政府政策的专断趋势比其他领域更为凸显。[19]有学者建议在该条增加税收法定、税收公平等基本的税法原则（参见王士如:《中国税收立法的宪政思考——从税收法定主义谈起》,《政法论坛》2009年第I期）。

随着福利国家的出现，国家更是成为推动经济发展、有效配置资源、公平分配财富、实现和促进人权的基本力量。税收法定主义，简单地说就是税定于法，是指征税和纳税均需依据法律的明确规定而进行。

可以说，在一个现代国家，税收是人民和政府关系最根本的体现，[15]是描述和架构整个宪法规范体系及观念体系的核心要素与基本范畴之一。三、从税定于法到税定于宪是税收法治的内在要求 在现代税收国家，宪法政治的内容归根结底表现为如何征收租税和使用租税。

税收法定主义的主旨在于对税收权力进行规范和制约。正如同哪只鹅被拔的毛多，哪只鹅就应该得到更多的饲料和喂养一样，这显然是与现代民主法治理念格格不入的，商品交换的等价法则并不能适用于现代公共财政领域。

长期以来，人们对房地产税寄托着诸多期许，如认为房地产税可以有效抑制房地产市场的投资投机行为，健全房价形成机制，有助于促进房地产市场健康理性的发展。此种方案存在的问题是：该条是在公民权利和义务一章专门针对公民而作出的规定，而税法原则首先强调的是对国家的意义。税收行使不当必然会造成对个人权利和自由的侵犯，以及对社会公平正义的损伤，尤其是在国家职能不断膨胀、财政支出日益增多的情况下，政府扩大税收的冲动和欲望更为强烈，税收权力失范和滥用的危险性也就更大。但问题在于，在我国这样一个现代税法理念还极其脆弱、改革共识极易破裂的社会中，这种形象而通俗的说法很容易沉淀为普通民众的基本认知，从而成为税收法治的观念障碍。

[12]这说明税收法定不再仅仅是一个拍象的法律原则，将成为生动的法治实践。可以合理调节财富分配，避免社会资源浪费，有助于实现社会公平正义。

[17]《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2013年11月12日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通过）， http://news. xinhuanet. com/2013-11/15/c_18164235.htm,2015年9月20日访问。税收法定原则的实质与核心正是对税收立法权的归属所作的特别强调和宣示，其不仅是一个国家立法体制的重要内容，更关乎着纳税人与国家之间关系的宪法定位。

如果财税体制改革，包括房地产税立法以‘鹅叫论为立论基础，最终将会积累或激发更多的系统性的社会矛盾与冲突，延迟或阻滞财税改革的文明进程。纳税人不仅包括公民，还应包括纳税的法人和其他组织，不仅包括直接纳税人，还应当包括潜在纳税人。